威尼斯app:农民工群体已成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

邹德慈说,据统计,自1996年起,虽然每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1.5亿,2000年达1.7亿,但是大部分都流向了大城市。这股“大潮”成为该段时期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趋势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2008年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尚有1.4亿。

邹德慈说,据统计,自1996年起,虽然每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1.5亿,2000年达1.7亿,但是大部分都流向了大城市。这股“大潮”成为该段时期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趋势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2008年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尚有1.4亿。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酝酿着很多问题,我们缺乏全面的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改革发展的问题,最后都要落到城市问题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城市人口从几亿增加到2030年的几十亿人,城市化发展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在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的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的学术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作了题为《新时期以来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及新问题》的学术报告,一时间引起在场院士的热议。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但并没有真正变成市民;城镇化发展重数量不重质量;单一路径的城镇化带来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建设急功近利和盲目攀比,重建设轻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建设掀起新一轮的围地热潮一系列问题伴随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建设高潮而出现,引起人们的关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城镇化浪潮邹德慈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走过了60年的发展道路,但却是一个曲折的道路。1949~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7.9%,年均仅提高0.25个百分点。其间,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1949~1958年的稳步上升时期、1959~1965年的大起大落时期,及1966~1978年的停滞不前时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6年,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化率也逐步上升。1978~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30.5%,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而从1996年,我国城镇化则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1996~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也从30.5%提高到45.7%,年均提高1.2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3.73亿增长到6.06亿。邹德慈认为,1996年至今,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大形势的影响。如2000年开始,十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定意义上解放了大城市的发展。此外,20世纪以来的一些国家发展战略也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如1990年我国决定开发上海浦东,2006年开发天津滨海新区,本世纪以来又逐步推进内陆发展,如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2003年东北振兴,2006年中部崛起等,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城镇化的浪潮。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继欧洲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次城镇化浪潮。高速发展中问题凸显各个国家的城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问题,中国也不例外。邹德慈介绍,我国高速城镇化呈现出的首要特征是人口迁徙型,即农业人口转化成城镇人口。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可以描述为:农民工流向大中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低价土地产出低成本出口商品创造GDP增加城市人口提高城市化率。这种低成本的城镇化适应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缓解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矛盾和压力。邹德慈说。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这种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也造成每年巨量的迁徙运输,如2009年我国春运就高达23亿人次,且每年以4.3%的速度在增长。其次,我国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城镇化。尽管我国每年约有1.4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长居城市的不足10%,农民进入城镇并未真正变成市民。此外,这种发展路径也造成本世纪以来我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中小城市,沿海高于内陆;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0.4的收入分配差距警戒线。尽管如此,2020年以前我国城镇化仍会以较快速度发展。2009年,国务院批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规划纲要》等在内的11个区域发展规划;我国农村仍有7亿人口,还将产生约2.5亿到3亿的新富余劳动力;我国依赖内需拉动的新经济发展形式,这些都将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邹德慈认为,我国应及早从国家层面采取措施推动我国城镇化走向健康发展。如从单路径转向多路径,重视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应从追求数量转向质量。此外还应积极采取措施让农民融入城市,转变为市民。这些措施实施起来不太容易,但如不及早制定和实施这些措施,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将难以为继,也将不可持续。邹德慈说。城市建设与生活质量不成正比**完善的市政设施、纵横交错的道路、优美的绿化环境中国的城市早已今非昔比,各级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巨大变化。今天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尤其是其重要地段的硬件设施,看上去都不逊色于发达国家。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城市建设高潮。邹德慈说。我国城市化建设主要呈现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大城市争相建设自己的几大件,如会展中心、大型体育中心、大剧院、文化中心、市政中心、大型超市、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豪华接待中心等。邹德慈说,这些大型设施的需要性和积极作用不可否定,它们是城市政府领导者和大多数居民乐于看到的,因此其数量之大和普及程度之快前所未有。然而,这些大型设施往往投资很大,有的运营收益较差,长期的维护费用和运营方法都存在问题。而许多城市在盲目建设各类几大件时,往往缺少周密的前期论证,建设上不惜工本、不重视经济效益,也忽略了长期维护和还贷问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曾有研究报告预计,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7.2万亿元,预计2011年底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此外,由于急功近利和互相攀比的思想,这类设施在决策和建成时限上往往很紧迫,在规划、设计、施工、管理上容易粗放或顾此失彼,或质量不理想。更引人注目的是,我国城市生活质量与现代化建设程度并不成正比。根据美世公司2010年世界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质量排名最高的城市是奥地利维也纳,而中国只有两个城市入围世界生活质量的前220名上海第98位,北京第114位。城市生活质量提高并不等于兴建大量的硬件设施。邹德慈说。邹德慈介绍了一个我国城市建设比较受欢迎的案例上海外滩。据悉,改革开放前,上海外滩仅有1.6公里生活岸线,2010年上海黄浦江两岸将提供公共岸线约28.5公里。在2009年全国城市设计优秀奖的评选中,上海外滩获得了最高评分。原因很简单,上海外滩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休闲娱乐场所,它为人民群众所用,每个到外滩的人表情都很愉快。邹德慈说,外滩的建设不仅仅为了提高城市形象。我国城市化建设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掀起新一轮的围地热潮。邹德慈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有过几次围地潮,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开发区热、90年代的大学城热等。本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城市新区热往往打着同城化、一体化等口号圈土地,动辄几十、几百平方公里,有的甚至达到上千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27个省市区规划建设的新区就高达748个,规划总面积27011平方公里,而2008年全国城镇建成面积才36295.3平方公里。国土资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有16个地市级未报即用违规用地案件高达36872宗、土地61万亩,其中45%是耕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城区、云南大理洱海填情人湖建别墅的教训,难道不该引起人们的反思?邹德慈说。《科学时报》
(2010-6-18 A1 要闻)

2月4日,100多名贵州籍优秀外来务工者在福州长乐机场搭乘福航FU6511包机航班,踏上飞往贵州贵阳的返乡旅程。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开车回家。”农历腊月二十六,翟喜娟夫妇开启了回乡之旅。
两人从四川巴中来北京务工10余年,2015年终于买上了一辆吉利。一路高速,他们16个小时就能到家。
30多年来,春运大军从1亿人次增长到今年的29.1亿人次,中国农民工数量增长到3亿多人。作为春运中最大的群体,农民工的迁徙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之变。
“大迁徙”背后的地区差距
农历正月初八,翟喜娟夫妇又将回到北京。尽管巴中老家的生活环境更加安逸,但翟喜娟仍打算在北京再打拼两年。夫妇俩每月总收入超过6000元,除去地下室的月租金800元,每月能存下4000多元。相比老家的收入水平,这样的收入是可观的。
从2015年的统计数据看,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2962元和23205元,北京为52859元和20569元,而中西部地区与之差距较大——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6205元和10247元,甘肃的这一组数据为23000元和6900元。
正是地区、城乡间的巨大差距,让人口迁徙成为必然。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外出人口达2091.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
从农民工迁入地看,虽然流入北上广人口的增幅正在收窄,但一线大城市依然最热门。根据陌陌数据,今年春运出发省份前10位分别是: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四川省、福建省、云南省、河南省。作为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区,加之以往迁徙的路径依赖,珠三角依然是对务工人员最有吸引力的地区。
钟摆式生活的“半城镇化”
“城里有家,乡下有老家”——这是很多进城务工人员的梦想。“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每年城镇人口增加2000万人。
一间10余平方米的地下室,月租金达800元,相比翟喜娟一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2015年,北京商品房成交均价接近3万元/平方米。“在北京买房,我不敢想。”翟喜娟说。
数据显示,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11年为2049元,2012年末为2290元,2013年为2609元,2014年为2864元,尽管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城市里房租、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压力仍让务工人员感到城与乡之间的鸿沟。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城镇常住人口达7.7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尽管各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农民工权益,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差距短期内仍难以弥合。数亿进城打工的农民“钟摆”于城与乡之间,春运则是钟摆式生活的缩影。户籍制度和其背后附着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实现“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织牢社会保障网、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调结构”催生的就近务工热
作为一对双胞胎的母亲,翟喜娟打算两年后回老家:“孩子快上学了,我们以后还是在老家附近找活儿干。虽然挣得少点儿,但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
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再回老家,这样的务工人员数量在增加。随着国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内陆省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就业吸引力明显提高,农民工就近务工日益普遍。根据百度大数据分析,近两年春节,西部城市的热度增加了很多。以重庆为例,泸州、自贡、南充等地到重庆的迁徙较为密集。
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未来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就近就业将成为缓解春运难的重要因素。
“一定要看到中西部农村转移劳动力就近就业的重要意义。”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指出,“当中西部若干个集聚了生活、工作功能的小城镇不断涌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新的增长点。”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有140多个,镇区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特大镇有230多个,5万人口以上的镇有870多个。这些特大镇和镇将来可能成长为新生的中小城市,随之会吸引更多的务工人员。
相关专家指出,如果这种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能够持续下去,春运期间跨地区、长距离的出行将逐步减少,“春运难”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农民工能真正融入城市,享受更好的医疗、就业、养老保障,真正成为市民,也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春运客流。解决“春运难”的关键,不在“春运”本身,而在于“调结构”的勇气和决心。

邹德慈认为,近十几年来依赖“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提供低价劳动力——加上低价土地——创造GDP——增大城市人口——提高城镇化率”,越来越成为中国这个时期城镇化的主要路径。这样的路径,存在很多问题,虽有近利,但不利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到21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大城市的发展态势却越来越强劲。大城市发展快,面貌改变大,但是城市内部的贫富差异扩大,公共服务水平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大量存在。

核心提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邹德慈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已

据统计,2009年全国铁路春运人数达1.92亿,公路春运人数达21.1亿。邹德慈说,这条路径使得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每年春节前后移动一次,造成世界上独特的“春运潮”,给国家和社会资源带来巨大消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邹德慈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中国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这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由中国市长协会主办、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承办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11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

到21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大城市的发展态势却越来越强劲。大城市发展快,面貌改变大,但是城市内部的贫富差异扩大,公共服务水平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大量存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邹德慈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中国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这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由中国市长协会主办、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承办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11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

邹德慈表示,
2008年冬至2009年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沿海城市的出口加工业萎缩,造成1000多万农民工“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说明这条路径的不可持久性和脆弱性。

2008年全国城镇化率45.7%,农村人口尚有7.2亿。邹德慈说,据预测,今后每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仍然会保持在1亿~1.5亿。农民工“失业”的现象也不可能很快消失,大中城市的容纳能力今后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走多路径的道路,路径之一是积极推进和发展农村地区的小城镇,目的是截留和吸纳一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避免全部或主要流入大中城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市场化机制的出现,土地转让制度的改革,沿海开放城市对低价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沿海大中城市。

据统计,2009年全国铁路春运人数达1.92亿,公路春运人数达21.1亿。邹德慈说,这条路径使得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每年春节前后移动一次,造成世界上独特的“春运潮”,给国家和社会资源带来巨大消耗。

邹德慈认为,近十几年来依赖“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提供低价劳动力——加上低价土地——创造GDP——增大城市人口——提高城镇化率”,越来越成为中国这个时期城镇化的主要路径。这样的路径,存在很多问题,虽有近利,但不利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市场化机制的出现,土地转让制度的改革,沿海开放城市对低价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沿海大中城市。

2008年全国城镇化率45.7%,农村人口尚有7.2亿。邹德慈说,据预测,今后每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仍然会保持在1亿~1.5亿。农民工“失业”的现象也不可能很快消失,大中城市的容纳能力今后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走多路径的道路,路径之一是积极推进和发展农村地区的小城镇,目的是截留和吸纳一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避免全部或主要流入大中城市。

邹德慈表示,2008年冬至2009年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沿海城市的出口加工业萎缩,造成1000多万农民工“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说明这条路径的不可持久性和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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